谁杀死了隋朝_隋炀帝_世家_帝国

东汉帝国的大厦，在世家外戚和宦官的联合绞杀中，最终轰然崩塌。原本就不牢靠的中央集权政治，也在太守与刺史不断扩张的势力冲击下，变得七零八落。地方的世家豪族，又一次同地方官僚体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或者说再度加强了利益共生关系。

皇权的衰微、豪族与地方官僚的联合，以致东汉末年，乱象频生。地方太守和刺史把国家的军队，变为私家部曲，割据一方，不断参与军阀混战相互兼并。中华大地在经历了短暂的统一后，再度陷入了“春秋战国”似的诸侯割据。

作为原本出身世家豪族的司马氏，西晋的建立并没有打算对过度膨胀的世家豪门给予限制，反而不断地拉拢与收买，保障士族们永享富贵，最后是皇权与世家豪门共治天下。中国在东晋时期，进入了“门阀政治”或者说是“贵族政治”的时代，国家官吏的选拔，完全根据出身门第的高低，世家豪族最终垄断了帝国的统治机器。而门阀贵族们又彼此间互相通婚，这就在统治阶级上层，打造了一个稳定且毫不透风的贵族阶层；外人，甚至有时候皇族，都无法渗入其中。

阶层固化带来的最直接后果，就是整个社会失去了向上的动力，世家豪族的子弟们，刚出生就拥有巨量的财富与权势，达到了人生的顶点，自然失去了奋斗目标；而庶族则因为缺乏上升的途径，没有翻身的机会，自然浑浑噩噩。

反观，此时的北方则因为无休止地征战杀伐，原本的世家豪族或被迫南迁、或在战争中消散。当然，战争也会造就新的世家豪族，这个时候他们叫做“军事集团”。为了能在战争中存活下来，军事集团只能不断利用土地来拉拢百姓。

于是北魏推行

均田制

，把荒芜的土地都分给老百姓，以此来吸引老百姓定居编户。国家有了大量的登记在册的人口，就可以获得稳定的税收、徭役和兵役，政府的实力不断增强。而这种情况，在当时的东晋是不可想象的，因为东晋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门阀世家的，依附在土地上的百姓也都是他们的奴隶，这些都是中央政权无法拿到的。走到这里，历史把统一的希望，交给了北方！

终于公元616年，隋炀帝在扬州被部将宇文化及杀害。两年后，唐国公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给自己，唐朝正式建立，中华民族又开启了一段绚丽多姿的盛世伟业。

而隋朝，这个原本脱胎于关陇军事集团的过渡王朝，在被同样出身关陇军事集团的唐朝取代后，迅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留给后人的只有短短的38年，然而就是这38年，却令无数后人反复咀嚼、品味。

历史是胜利者写就的，但凡短命的王朝都不会在史书里留下好口碑，毕竟落井下石是大多数人所最擅长的。所以悠悠千载，隋炀帝成为了仅次于秦始皇，堪与夏桀、商纣比肩的昏君、暴君。

隋炀帝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文学想象与创造空间，各种野史层出不穷。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，隋炀帝的荒淫无道，即便算不上前无古人，但也绝对是后无来者。虽然，清朝雍正帝在知识分子口中的风评也不佳，但也比杨广要好得多。

我们无法验证史书中，那些关于他荒淫无道的记述，只能在拨开历史层层面纱后，去探究在他十几年皇帝生涯中，那些确实发生的，真正影响了帝国乃至后世帝国命运的事实。

一、东征高句丽

在隋炀帝十四年的皇帝生涯中，东征高句丽绝对是一件大事。可惜在这件大事上，他做得太差了，三征高苟丽的失败，极大地伤害了帝国的统治基础。三次远征下来，高句丽非但没打下来，反倒是国内户口锐减200万户，这成了帝国毁灭的导火索。

但这绝不可以说，远征高句丽是错误的。因为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，国家的统一与强盛，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主题。中国疆域虽然辽阔，但每一寸都不是多余的。否则，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也不会继续远征高苟丽，这事到唐高宗在位时才彻底摆平，辽东终于复归中华。

二、开凿京杭大运河

“

万艘龙舸绿丝间，载到扬州尽不还。

应是天教开汴水，一千余里地无山。

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”

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这是唐朝诗人皮日休的《汴河怀古》。自古以来，漕运就是封建王朝的重中之重，因为漕运的顺利与否，极大地关系到了民生稳定，继而影响帝国的统治根基。所以京杭大运河的意义也不容置疑，毕竟因为北方的长期战乱，经济重心开始南迁。南方的粮食、物资要通过漕运转运到北方；而隋唐时期的政治中心在长安、洛阳，为了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掌控，也需要加强漕运能力。

这项伟大的工程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，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，地跨北8个省份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，是让后世王朝稳定的一项核心工程。

三、开科取士

公元606年，隋炀帝开科取士，这距他正式登基称帝，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，足见隋炀帝对科举取士谋划已久。隋炀帝希图通过开科，为帝国的行政体系补充新鲜血液，最大程度地打破东汉以来，世家豪强对帝国官场的把持。试图通过科举制度这把尖刀，在牢不透风的“贵族政治”或“门阀政治”的铁板上，扎出一道缝隙。

如果说修建大运河、三征高句丽让老百姓遭殃，导致民生凋敝、饿殍浮于野，令老百姓怨声载道；那开科取士，就是触动了世家贵族的奶酪，打破了世家贵族，对帝国统治机器的把持，剥夺了他们对统治权力的特权。这让同样出身于世家贵族的杨氏，站在了所有世家贵族的对立面。

其实，早在隋文帝杨坚时期，就看到了贵族政治的腐朽与弊端

；在隋文帝看来，这绝非简单的利益交换问题，而是事关皇权是否旁落的问题。如果世家贵族再度壮大，不光皇权会旁落，皇帝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，就连后世子孙能否活命都是个问题。

因此为了打压世家贵族集团，杨坚用心良苦，不断地提拔更有生机的中下层地主进入政治舞台，释放民间生产力，推动国家的改革发展。同时，杨坚对府兵制进行君主直辖，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关陇集团的权利。

但是这些对传统贵族来说，都不是最要命的。因为中下级地主也是地主，双方是存在共同利益的。而杨广的“科举制度”才真是釜底抽薪，中央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管理人才，如果长久地执行开来，那世家贵族将会被逐渐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。

杨广此举无疑是想打破旧有桎梏，另建一套新的游戏规则，皇帝主动拉拢中下层地主与平民子弟，让他们通过读书应考成为国家的官员，然后团结在皇帝周围，对抗世家贵族。

最终，世家贵族为了维系自身的利益，举起了反抗隋朝的大旗。他们先是利用农民起义，最后自己干脆直接下场。瓦岗的蒲山公李密、晋阳的唐国公李渊都出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，王世充、杨玄感则是地方刺史出身。

最终，隋朝倒在了黎明之前的血泊中。